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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女人呢？” “嗯，什么？女人？” “嗯，再没有比她们更高明的魔术师了；她们随时都可以让我们上当受骗，不管有没有理由，往往仅仅是觉得搞鬼好玩儿。她们玩弄起诡计来让人难以置信，大胆得令人瞠目结舌，巧妙得简直无懈可击。她们从早到晚耍诡计，而且所有女人，哪怕是最忠厚的女人，最正直的女人，最理智的女人，无一例外。” “我们必须补充一点，她们这样干有时确实是迫于无奈。男人经常像傻瓜那样执拗，像暴君那样苛求。一个当丈夫的，在家里，时时刻刻都想把他那些可笑的意志强加于人。他满脑子怪念头；他妻子就耍些小骗术来迎合他。她让他相信某种东西值多少钱，因为价钱说高了他会暴跳如雷。她总能摆脱困境，其方法之简单巧妙，待我们偶然发现以后，会两手一摊，愕然自语：‘我怎么早没有看出来呢？’” 说话的人是一位前帝国[2]部长，德·L……伯爵，据说此人老奸巨猾，并且聪明过人。 一群年轻人正在听他高谈阔论。 他接着说： “我就曾经被一个出身低微的小市民阶层女子坑骗过，那情节很富有喜剧性，那手段又可谓高明。我下面就讲给你们听听，让你们从中得些教益。”

“我注意到教育事业方面收到了五千多万元的巨额捐款。”我说。 我在翻阅晚报上的花絮新闻，杰甫·彼得斯正在把板烟丝塞进他那只欧石南根烟斗。 “提起这件事，”杰甫说，“我大有文章可做，并且可以发表一篇讲演，供慈善事业数学班全体参考。” “你是不是有所指？”我问道。 “正是。”杰甫说，“我从没有告诉过你，我和安岱·塔克做过慈善家，是不是？那是八年前在亚利桑那州时的事了。安岱和我驾了一辆双马货车，在基拉[1]流域的山岭里踏勘银矿。我们发现了矿苗，把它卖给塔克森[2]方面的人，换得两万五千元钱。我们把支票在银行里兑了银币——一千元装一袋。我们把银币装上货车，晕头晕脑地往东赶了百来里路，神志才恢复清醒。你看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业务年报，或是听一位演员说他的薪金时，两万五千元好像并不多，可是当你掀开货车篷布，

在普罗文萨诺饭店的一个角落里，我们一面吃意大利面条，杰甫·彼得斯一面向我解释三种不同类型的骗局。 每年冬天，杰甫总要到纽约来吃面条，他裹着厚厚的灰鼠皮大衣在东河看卸货，把一批芝加哥制的衣服囤积在富尔顿街的铺子里。其余三季，他在纽约以西——他的活动范围是从斯波坎到坦帕[1]。他时常夸耀自己的行业，并用一种严肃而独特的伦理哲学加以支持和卫护。他的行业并不新奇。他本人就是一个没有资本的股份无限公司，专门收容他同胞们的不安分守己的愚蠢的金钱。 杰甫每年到这个高楼大厦的蛮荒中来度他那寂寞的假期，这时候，他喜欢吹吹他那丰富的阅历，正如孩子喜欢在日落时分的树林里吹口哨一样。因此，我在日历上标出他来纽约的日期，并且同普罗文萨诺饭店接洽好，在花哨的橡皮盆景和墙上那幅什么宫廷画之间的角落里为我们安排一张酒迹斑斑的桌子。 “有两种骗局，”杰甫说，“应当受到法律的取缔。我指的是华尔街的投机和盗窃。”